■裴金超

我清晰地记得，儿时在乡下的情景。那时，立春的到来在挂历上被明确标注，甚至精确到几点几分。每当这一天临近，母亲总是紧盯着手表，生怕错过了那一刻。如果立春恰巧是在大半夜，她也会轻声而急切地叫醒我们，让我们从温暖的被窝中爬出来，暂时离开舒适的土炕。老一辈人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：春若“打”在炕上，一年易生灾病，所以长辈们对此十分重视。她一边催促着我们，一边高声喊着：“打春了，打春了……”那个“打”字，她咬得极为用力，仿佛春天不是自然地“来”的，而是被谁一鞭子从冬的巢穴里赶出来的。

乡下人最看重的，还是那句“春打六九头”。如果立春恰在“五九”尾，那便是“春脖子短”，地气上升得急促，农事就要提前；若在“六九”头，则是“春脖子长”，可以从容地准备。这个“脖子”的比喻真是妙不可言，仿佛春天是个活物，能伸出或长或短、温暖的脖颈，来触碰这冰冷的土地。此时田间依旧冰冻，坚硬如铁，锄头下去只是留下一道白印。然而，若蹲下身子，拨开掩盖在荒草下的土地，竟能发现一丝丝细微、几乎不易察觉的潮气。那并非冰雪的融化，而是自地心深处缓缓涌出的润泽。古人的说法更是入木三分，“律回岁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间草木知。”草木的“知”，恐怕正是从这一点秘而不宣的湿润开始的。

城里的节气，总是过得有些模模糊糊。楼宇间听不到土地开裂的声响，也少有心思去看柳条是否软了毫分。可春天到底还是来了，终究还是有些痕迹的。公园那株梅树，疏落的枝条上，深红的花苞开始鼓胀起来，硬硬的，像缀满了一颗颗小小的、紧抿的嘴唇，即便风再冷，也抿不住那份即将吐露的殷红了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记载，立春有三候：“一候东风解冻，二候蛰虫始振，三候鱼陟负冰。”此刻，东风未起，风还是北风，硬硬的。蛰虫自然更不见踪影，厚厚的冻土是它们沉默的堡垒。最动人的，该是那句“鱼陟负冰”吧。想想看，河面的冰，大约已不是浑然一整块了，边缘处被水流暗搓搓地蚀空，泛着酥酥的、不结实的青白色。底下深处的鱼，大概是察觉出水层里一丝温度极微妙的变化，或是体内某种与日月星辰同频的古老节律被唤醒，便懒懒地、试探地，向着透下天光的冰面，缓缓浮游而去。

寒阶之上，霜雪未融，但春的气息已循着风、藏着草、裹着香，悄悄浸润了冬日的余寒。它仿佛告诉人们：最深的希望，往往萌生于最坚硬的寒冷之中；最盛大的破晓，其前夜总是格外漫长而幽暗。它不直言相告，只让你在瑟缩里，自己去触碰、去确信那一丝微弱的暖意。

此刻，且容天地间，再保有片刻冬春之交的清寂与庄严的缄默。在这缄默之中，万物都在聆听，聆听生命深处，那即将破壳而出的、轻轻的碎裂声。